“我要结束的并不是生命，而是痛苦。”
2025年4月11日，谢家振在社交平台留下近千字遗书后离世，年仅33岁。此时距离他的妻子黄汶雯去世，整四个月。
在这四个月里，谢家振每日为亡妻上香、摆碗筷、带着照片旅行。他每周去岳母林玲（化名）家一两次，吃饭、聊天，一切如常。直到他去世的那个周五晚上，林玲因去广州办事，未像往常一样叫他来家里吃饭。
当晚近12点，网友顺着谢家振的社交账号找到林玲的儿子，儿子告诉她：“好像谢家振要出事了。”她立刻打电话，没人接。报警后，警察很快赶到，告诉她：“你的女婿已经走了。”
“我完全看不出他有这种症状，”林玲说，“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的女儿走，我知道原因，她也有多次这种行为。但谢家振走，我真的不敢想象。”
2026年1月8日，谢家振与黄汶雯合葬于深圳一墓地。
在此之前，黄汶雯的生命在26岁时戛然而止。2024年12月11日下午，她还在和母亲讨论周末游玩的行程。几个小时后，她服用过量药物，送医抢救无效。而在这一切背后，是一个从七八岁开始、被隐瞒了十几年的秘密。
创伤的根源：一个保守了十几年的秘密
黄汶雯1998年4月5日出生于广东潮汕地区。在母亲林玲的记忆中，她小学时是“年级的前三名，不是班级的前三名”，学习上从来不用母亲操心。
变化发生在初中。林玲回忆，女儿上了初中后，“早上9点10点老师就打电话说她不舒服，就要把她接回来”。起初林玲以为这是青春期叛逆，“这个学校不行就重新又给她找一个学校，换个环境”。但情况没有好转。14岁那年，黄汶雯在深圳一医院被诊断为重度抑郁。2018年，诊断从抑郁症转为双相情感障碍，那一年她第一次出现自杀行为。此后多年，她多次企图结束生命，每一次都被抢救回来。
“她一般都是用药，”林玲说，“要么自己去药店买一些药藏起来，要么拿我的房间钥匙去拿我的药。想尽办法。”
转折发生在2022年的某个夜晚。在又一次自杀被抢救后，林玲跟女儿摊开了说：“你死之前必须跟我有个交代，不然我也死，我也没办法做人了。”那天晚上，母女俩聊了很久，最后女儿“哭得撕心裂肺，又呕又吐”，说出了那个秘密：七八岁时，她被家中一位男性亲戚性侵。
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陈光辉在接受新黄河采访时表示：“被性侵在大多数文化环境中都是兼具伤害、羞耻以及隐私性的事件，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通常是保持沉默。只有到个体内心足够强大或严重危及生命时，受害者才会愿意披露出来。”他进一步分析，童年期不敢说的心理机制包括：创伤性恐惧与威胁内化；认知不成熟，低龄儿童分不清爱抚与侵害的区别；依恋绑架与愧疚感，受害后会自责“是我做错事”；信任崩塌，潜意识认定说了没人信；以及解离心理防御，大脑自动割裂痛苦记忆。
林玲得知真相后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分析。“说实在的，当时也想到这个事情对汶雯不好，也不敢张扬。”她没有报案，选择自己开导女儿。在母亲的宽慰下，黄汶雯的状况似乎有了好转，开始愿意走出家门，经人介绍认识了谢家振。
事实上，林玲此前并非完全没有察觉。2013年，两家人把房子买在一起，在同一栋楼的A、B座。黄汶雯曾问母亲：“为什么你买房子就要跟他买一起？挨那么近干吗？讨厌死了。”毕业后，那个男人三天两头来家里吃饭喝茶，黄汶雯总是躲进房间。她对母亲说过：“以后不要老叫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好不好？”但每次林玲问为什么，女儿都是沉默。
图为结婚照
迟来的报案：婚姻、复发与未立案
2024年2月24日，元宵节，黄汶雯与谢家振在深圳领证结婚。谢家振比黄汶雯大七岁。据林玲讲述，谢家振在大学时遭遇家道中落，此后的学费和生活费都靠自己打工挣得。“给我的印象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，也有点文凭。”
婚后，谢家振对黄汶雯的照顾林玲看在眼里。2024年国庆去北京旅行，女婿帮女儿收拾护肤品、洗脸巾、面膜等所有物品。家里养了四只猫，都是黄汶雯要养的，三只养在谢家振那里。
然而童年的创伤并未因婚姻愈合。2024年6月，谢家振发现妻子在夫妻生活方面出现应激反应和恐惧。追问之下，黄汶雯痛哭失声，说出了童年被性侵的经历。这是事发十几年来，这个家庭第一次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。
然而，报案后没能立案。所属地警方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上载明：“提出控告的黄汶雯被猥亵儿童”经审查，“无法证实有犯罪事实发生”。林玲说，所属地警方通知“那男的”去录口供后，对方结束后打电话给她，“他说有人去举报他，举报他20年前的事”。林玲反问：“那你有没有？”对方避而不答。更让林玲难以接受的是，对方一家随后指责她们是“敲诈勒索”，两家的关系彻底破裂。
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，警方给出无法证实有犯罪事实发生的理由，不立案不在于时间久远，而在于证据。在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况下，在案证据只有黄汶雯生前的陈述，缺乏生物物证、目击证人证言、案发后的即时报案记录等客观证据与之相互印证，导致证据链无法闭合，难以达到刑事立案所需的证明标准。
“以前没崩，因为以前我没说出来。我只是自己心里有恨。”林玲说，“我千辛万苦生个孩子，养个孩子，像花朵一样刚开花。”
疾病的链条：童年创伤如何催生精神疾病
报案未果后，黄汶雯的病情再度恶化。“本来就抑郁，二次创伤，一系列都来了。”林玲回忆，女儿乳房结节暴发脓肿，身体症状接连出现。
2024年12月11日，看似平常的一天。下午四点多林玲出门，五点来钟黄汶雯还发信息问母亲周末去汕头的行程，12月28日还要去泰国，机票酒店都已订好。晚上七点多，林玲看到女儿发来的信息：“妈，我要走了。”她立刻让儿子赶回家，发现房门锁着，撬开门后黄汶雯已陷入深度昏迷。她服用了过量的安眠类药物，送医后经抢救无效去世。
从14岁确诊重度抑郁，到后来转为双相情感障碍，再到26岁离世，黄汶雯的精神疾病与童年性侵经历之间，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？陈光辉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分析。
在神经生理层面，“童年的重大创伤会扰乱下丘脑、垂体、肾上腺轴功能，引发皮质醇长期异常分泌，损伤情绪调控脑区，血清素、多巴胺、谷氨酸递质紊乱，先天埋下情绪失控的病理基础，极易诱发重度抑郁，进而演化成双相情感障碍。”在心理认知层面，“性侵带来强烈羞耻、自卑、绝望、安全感彻底崩塌，长期自我否定、创伤闪回、人际恐惧，持续负性思维反复催生抑郁发作。创伤积压引发情绪极端代偿，逐步发展为双相情绪两极波动。”
四个月的告别：未被识别的延长哀伤障碍
妻子的离世对谢家振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在那封由其弟弟发布的遗书中，谢家振记录了最后时光。2024年12月11日凌晨，他在太平间为妻子穿好衣服，“我跟师傅说，你要轻一点，不要把她弄疼了，她很怕痛的。”
此后四个月，他每日为亡妻上香、摆碗筷和照片吃饭，不舍丢弃任何遗物。2025年初，他带妻子照片赴泰国完成两人原定旅行。从泰国回来后，仍每周去岳母家一两次。林玲回忆：“也看不出什么异常。”
林玲劝过他向前看：“你还年轻，如果有合适的可以谈恋爱。我女儿都走了，你们的缘分浅，没办法。”谢家振没有抗拒也没有接受，只是继续每周来吃饭聊天，不提妻子，一如往常。
4月11日周五，林玲因去广州便没有叫他来家吃饭。当晚谢家振写下近千字绝笔信：“上个月我特意去了趟精神科，我的目的也并不是治疗，我只希望我的亲人能更容易接受今天的结果。”“我的确累了，我想好好休息了，我要结束的并不是生命而是痛苦。”“老婆，之前每周你都会跟我说‘你要过来接我’，这一次我也想对你说：‘你也要记得来接我。’”……
谢家振写下近千字绝笔信
谢家振去世后，网络舆论将其称为“当代梁山伯”。对此陈光辉认为，这种浪漫化叙事弊远大于利：“一是把病理性哀伤、情绪障碍美化成忠贞爱情，掩盖心理危机的病理属性；二是误导大众认知，让公众觉得为爱赴死凄美动人，淡化自杀风险警示；三是转嫁核心焦点，忽略女方童年性侵创伤引发的共病悲剧，以及男方急性病理性哀伤未被及时干预的危机；四是消解心理求助价值，弱化‘痛苦可以医治、生命值得挽留’的观念。”
“被留下的人”：愧疚、呼救与多重追问
女儿去世后，林玲最担心的一直是谢家振。她让他来家里住，“不要一个人老待在家里，要多去有人多的地方活动”。
直到4月11日那个周五晚上，等来的是他的死讯。林玲觉得自己愧对谢家：“如果不是因为我女儿被那个男人这么害的话，我的女婿也不用赔上一条性命。”但她紧接着又说：“我的女儿也是受害者。她七八岁的时候，懂什么呢？”
如今林玲独自面对巨大空洞，自己也被诊断为抑郁、焦虑，她尝试将女儿的遭遇发布到网络上，“晚上都是睡剩下两三个小时”。家里留着女儿的四只猫，“我倒下去的话，这些猫怎么办？”她说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，只有一个心愿：让未来的孩子和家长都知道怎么面对这样的事。“孩子小时候受了伤害，要立马跟家人说，不能自己憋着。长大了有羞耻心，更不敢说。”她说她们这一代人，“70后的，都没有这个知识”，又补了一句：“男孩也要多注意。”
事件被曝光后，有人提出了多重追问：一个有十余年精神疾病史、童年遭严重创伤的年轻女性，社会系统是否有效承接？一个失去挚爱后陷入延长哀伤障碍的丈夫，他的痛苦是否被真正看见？一个先后失去女儿和女婿的母亲，她的愧疚与呼救又该如何安放？
陈光辉指出，童年性侵受害者的救助需要多系统联动：“强制报告制度真正落地；建立一站式取证和心理援助机制；加强对亲属性侵的预防和惩治；消除社会偏见，让受害者敢于求助。”关于丧亲者早期干预，他建议：“高危人群主动追踪，建立定期随访机制；提升公众心理健康素养，让更多人认识延长哀伤障碍；建立便捷可及的心理援助渠道。”
2025年春节，林玲去了谢家拜年。大家坐在一起吃饭，谁都没提那两个名字。“但是大家心里都是知道的。”她说。
来源：新黄河客户端 B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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